晏怀璋先生传

    中华晏氏网 2013年3月25日 王永湘


晏怀璋先生传

作者:王永湘

 

    先生名怀璋,字仲士,1906年4月3日出生于隆昌县一个不富裕、也不太贫寒的书香世家。

    曾祖晏棻,前清进士,放龙安府(治所在今四川平武县,辖平武、江油、北川、青川等县)知府。秉性刚烈,不慕荣利。到任未久,以不能媚权贵,辞归田里,卖产业,兴学堂,倾毕生心血于教书育人。所教学生,多有成大器者。隆昌县遐迩闻名的范翰林,原是这所学校的青年炊事工,求知心切,每天都挤时间到教室听课。老师感其勤奋,免收学费和膳食费资助其正式就读。后来,这名炊事工终于中进士,而入翰林。

    父亲晏竹君,敏慧好学,年轻时,考秀才、举人,连战皆捷。正要进京考进士,科举制度废止。乃弃文从医,经营“博爱堂”中药店,是隆昌县最有名望的中医师。其书法也颇有名气。

    先生幼年随父课读,后入私塾,入小学。1921年,先生15岁,在旧制中学读书,父亲病故,家道中落。幸母亲贤惠,带领未成年的大哥继续经营中药店,节衣缩食,勉强维持全家温饱。使先生得免于中途辍学。

    先生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政局动乱,民不聊生的岁月。志士仁人于苦难中,多方寻求富民强国之路。先生则认为要富民强国,当首先振兴农业。1926年,先生20岁,离隆昌,赴成都,考入四川省农业专门学校,攻读林学。三年中以优异成绩,修完全部专业课程。1929年获大学毕业文凭。

    从大学毕业到1936年的六年中,先生先后在省立成都沙河铺农业试验场和泸县县政府建设科当技术员。

    1936年,先生30岁,从泸县来到奉节,就任县政府第三科农业技士。从那时起,直到1989年7月8日病逝,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历程中,先生呕心沥血,力求对奉节县的农业建设和其他建设事业,竭尽绵薄,有所贡献。

    泸县和奉节相比,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社会经济条件,都要优越得多。先生何以毅然弃泸县而就奉节?当时的奉节县长韩光均与先生同是隆昌人,有这一层人事关系,为先生来到奉节工作提供了可能,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主要的原因并不在此。主要的原因是,先生考虑到奉节是个山区,经济文化落后,农业技术人员稀缺,自己所学专业在这里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当韩光均县长因对蒋介石的接待不恭,于1936年秋被解职离任后,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初衷。其后,县长易元明,于1941年调升内江专区专员,约先生同往。内江为四川腹地,又与隆昌毗邻,到那里,不仅有利于自己的升迁,而且也便于照顾家庭。但是,先生婉言谢绝了。1942年,先生更将留在隆昌老家的眷属,接往奉节定居。可见,先生所重者在事业,而不再个人的利害得失。

    1936~1938年,先生任县政府农业技士,创办了奉节县第一座林场和第一个测候所。林场以城北坟山为基地,直播油桐,又以林场附属苗圃所育洋槐苗木造林,规模发展到2000多亩。几年以后,新树成林,一排葱茏。可惜于1946年为国民党安康部队所毁坏。测候所负责检测当地气候,并对外发布气候消息,直到1949年解放为止,积累了大量气候资料。

    任农业技士期间,先生承担了全县农业基本情况和农业基础资源调查的任务。

调查农业基本情况和农业基础资源,面宽量大,工作极其繁重,没有成百上千的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参与,是难以完成的。而且,当时城乡社会秩序混乱,到处强暴横行,杀人越货,县政府的人员不干跨出城门。先生排除万难,勇敢地肩负这副重担。

    调查农业基本情况时,先生在五马石、竹园坪和柏杨坝(当时属奉节县建制),各选择一个保作为重点,分别代表低、中、高三种不同类型的区域。他单身一人,挨户查询,口问手写,逐户登记,力求准确。这次调查,在一定程度上摸清了全县不同类型区域的生产水平,土地占有,农民生活,农民负担等情况。资料汇总上报省建设厅,受到指令嘉奖。

    在农业基础资源调查中,没有地图,他参照军用地图、四川省地图和邻县地图,绘制出奉节县第一幅地图;没有历史资料,他遍访民政、财粮、税收部门,农、工、商会,以及区、乡、镇公所,搜集一切可能获得的资料,加以分析整理。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查,获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全县幅员4100平方公里(减53年划出的柏杨坝——编者),耕地130多万亩,与80年代初开展土地利用现状概查所获数据基本相符;全县粮食产量1、8亿斤,也与解放初期统计数相近。

    1939~1943年和1945~1949年,先生两次任县政府建设科长,兼县农技推广所主任。

    这一时期,先生着力于农业先进技术的实验,示范和推广。1939年,在较场坝创办农场,引进小麦良种“中大2419”、“川福麦”和红苕良种“南瑞苕”,获得高额丰产,用波浪式推广法,迅速普及到全县大多数乡村。1942年,采取“以场养场”的办法,创办寂静乡渣口石农场,繁殖水稻良种,并试种双季稻。双季稻用引进的“泸晚籼”和本地“沙吊早”配套,早晚两季套作栽培,获得明显增产。这是奉节县种植双季稻最早获得成功的范例。同期,还协助省棉场奉云推广区,在县城西部擂鼓台租地100亩建立棉场,引种并推广“徳字棉”、“爱字棉”、“斯字棉”等棉花良种,促进了全县植棉事业和纺织手工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先生还大力推进了合作社的组建工作。较普遍地组建了信用、消费两种合作社,同时,有重点地组建了棉花、油桐、纺织等专业生产合作社。信用社一度发展到193个,覆盖全县半数以上的乡村。

    那些时候,奉节县基本上没有工业。先生根据需要与可能,把工业建设重点放在煤炭开采方面。县内几家规模较大的煤矿,都是在先生的倡导下,由先生亲自勘测、绘图、设计、上报立项,开办起来的。这些煤矿,成为后来奉节县煤炭工业发展的基础。

    奉节县城区几条主要街道的翻修与扩建,先生在所写《解放前十四年间奉节县长更替简况》一文(载《奉节文史资料》第一辑)中,是把这项政绩归到县长曹葆章名下的。其实,真正统揽其事,克期必成者,是先生自己。

    从1945年起,先生兼任奉节县立中学生物教师。1949年8月,辞去县政府建设科长职务,脱离政界专任奉节县中学生物教师,兼省立奉节中学生物教师。

    1949年12月,奉节县解放,先生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人民的信任,当选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县政府建设科长等职。在给家乡亲人的信中,先生以及其兴奋的心情写道:“出身社会20多年,直到现在,我才看到了一个真正为人民做事的政府,才看到了苦难的中国人民真正挺起腰杆,抬起头来。我第一次以最大的兴奋和骄傲,做一个解放了的中国人,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技术工作者。我万分地庆幸能够生活在这个光荣的时代。”这是先生出自肺腑之言。先生此时,精神焕发,干劲倍增,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尽职尽责,不遗余力。在农业上,他引进试验推广良种、化肥和新的栽培技术。在林业上,他适应不同海拔、不同类型地域的需要,建立多处苗圃,引进优良树种,开展人工合作造林。在水利上,他组织康乐、前进两乡修建了奉节县第一批山湾塘,摸索出“工期短,投资少,灌面大,当年收益”的经验,培训了100多名农民技术员,编写出《山湾塘设计施工技术手册》。在交通上,他带领技术人员和民工,疏通龙潭沱至璧山渡河段,使梅溪河通航里程由15华里延伸到120华里。

    1957年,先生51岁,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撤销职务,停发工资(只发生活费),下放劳动。接踵而来的是对子女的株连:大儿子和大女儿,被内定为“中右”,各降工资一级;二儿子因错账差款180元,并且已从工资中扣还,被定为贪污罪,开除公职,逮捕下狱,判刑一年;三儿子在空军航校学习,被勒令退学,遣返回家;幺女儿高中毕业,考取泸州医学院,录取通知被有关部门扣押,致使其失学失业。这一连串的飞来横祸,在常人是决难忍受的,而先生却平静得象未曾发生过这些事情一样,连一声叹息也没有。他常对子女说:“个人的得失算不得什么,只要大局好,就有光明前途。共产党为人民办事,不谋私利,就是大局。”身处逆境,绝无怨言,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如果没有广阔的胸襟,没有对社会人生的洞察,没有炉火纯青的修养,万万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

    三年困难时期,先生在海拔1900米,离县城200多华里的尖山农场劳动。刚到林场时,粮食供应紧缺。先生的口粮定量,每天仅一两,半年以后才逐渐增加到五两;其他职工的定量虽然多一点,但也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先生不是埋怨,更不是向上伸手,而是串联一些工人,利用业余时间,一同到林间、到荒山隙地里,采集野果野菜,交食堂做成代食品。群策群力,度过了生活难关,维护了职工体力,保证了正常生产。一天,县林业局来电话,要先生于次日赶回县城,接受一项紧急任务。接到电话已经是下午四点,当时又没有公路,全靠两只脚。按说这种情况不能如期赶到,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先生没有强调客观困难。他到小卖部买了两对电池,打起背包,立即上路。出门不远,天就黑下来,一路上顾不得饥渴,顾不得劳累,也顾不得许多地方人烟稀少,猛兽出没的危险,一夜工夫,赶了160华里,天亮时到达安坪。随即乘船东下,按时回单位报到。这些,虽然都是小事,但足以说明,先生不仅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有卓越的应付艰苦环境的能力。

    右派摘帽,先生已经53岁了。他作为一名普通林业技术人员,长年累月,一个背包,一把雨伞,一双解放鞋,跑林场,蹲苗圃,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文革”期间,有些苗圃工人丢下生产闹革命,他就去顶班干活,锄草,浇水,施肥,样样亲自干。全县的苗圃当时没有因为动乱而遭受损失,这与先生付出的汗水和心血是分不开的。

    1973年,先生67岁,退休。他仍然时刻关心着全县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作为县政协委员,他积极参与政协的活动。并从退休之日起,建立《家庭生活台账》,逐日记录家庭的经济收入与支出,14年5100多天,从未间断。这些家庭生活帐,是研究市场行情,居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料。1986年,他着手观察和记录奉节县城的天气变化情况,将逐日记录的资料辑为《夔州气候》,对研究三峡地区的农业气候有重要参考价值。

    先生多才多艺。善国画,尤长于画梅花,画炭精像,用炭精画人物,笔触浑厚,坚实而柔和,充满真实的美感。还会照相和冲洗相片,其技法能和专家比高低。

    先生一生,忠厚诚笃,行事不苟。解放前,在那种贪污腐败的环境里,他“出污泥而不染”,不取不义之财,不行不义之事。在泸县工作时,一次出差乡下,路遇一学生身患急症,生命垂危,他立即将这个学生背送回家,经一生抢救脱险。学生家长感他救命之恩,要以10石黄谷酬谢,他坚辞不受。自己收入微薄,却乐于慷慨解囊,扶危济困。奉节东溪乡一个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农民,从部队逃出,走到奉节县城附近,饿的奄奄一息,倒在路边。先生发现后,把他扶到饭店买了饭吃,又掏出身上仅有的一枚银元给他,让他平安回家。先生在旧政府干了20多年,当了8年科长,兼了5年中学教师,社会地位不算太低,可是他那八口之家,直到解放前夕,没有一间像样的住房,没有一间像样的家具。全家人的床铺,都是两条长凳几块木板架成的。先生为政的清廉,自奉的俭约可见一斑。新社会工作的23年,先生工作的单位在城里,而绝大多数工作的时间却在农村、林场和苗圃,从不无事坐办公室消磨时光。每次下乡工作,往返都坚持走路,不坐车。从竹园到县城150华里,迈开双腿,一天赶到。别人问他何以有车不坐,他说:“等车浪费时间,不坐车可以节省旅差费,和农民抢车坐过意不去。”先生生病就医开支医药费都自己掏钱,不拿回单位报销。这些事,看起来平平常常,但是在众多的人民公仆中,能找几人!

    先生心地透明,与世无争。从不宣扬自己的功劳,从不议论别人的长短。别人的于己有恩,牢记欣赏;别人于己有怨,决不计较。不谀权势,不欺弱小。处世待人心气平和,即使在家里,也没有恶言厉色地讲过话。

    先生的养生之道,除了“清心寡欲”外,中、青年时期,坚持天亮前,无人处练武功。年老退休后,坚持晨跑;吃过饭,外出散步。累了,回家看报纸,抄资料,练书法,或者读《三国演义》一类古典小说。原先,既烟又酒,后来闹了一场胃病,从此烟酒不沾。先生说:“人活多久由自己安排。”细想起来,这话不无道理。

    先生致命的病是中暑。那天(1989年7月8日)气候酷热。下午,先生洗衣服,发觉头晕目眩,欲呕吐,立即卧床。傍晚,儿子下班回来,见状,去请医生。当时,大雨滂沱,医生到来已是晚上九点多。诊断后,给了几片药吃,又打了针。此刻,先生神志尚清楚,招呼周围的人都去休息,说:“我也想睡了”,然后,闭上眼睛,渐渐地熟睡过去,再没有醒转来。

    先生殁后,家人检点遗物。立柜里,衣服被褥折叠得整整齐齐,几只木箱,井井有条地存放着书籍和资料;崭新的棉絮,套上塑料袋,放在大纸箱里;棉鞋刷得干干净净,用旧报纸裹好,再包以塑料布,扎以麻绳;浸泡在瓦罐里的盐蛋,每一支都用墨笔号上浸泡的月日,辨得出浸泡时间的长短和先后。书桌上,《家庭生活台账》记录的最后一天是7月7日,《夔州气候》则记录到7月8日上午。一切都显示出先生严谨的作风和旺盛的精力。“生活到此结束”——似乎先生自己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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