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氏古代名人】晏氏转型(吴思)

    中华晏氏网 2013年8月31日 炎黄春秋


                                     晏氏转型    

                        来源:吴思《炎黄春秋》 2000年01期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中记载了一段晏子改规则的故事。晏子名婴,卒于公元前500年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齐国贤臣,年龄大概相当于孔子的父辈。 

  故事说,齐景公派晏子去东阿当领导,在晏子领导东阿的第三年,齐景公把他召回来训斥了一顿。齐景公说:“我还以为你挺有本事呢,派你去治理东阿。现在你竟把东阿给我搞乱了,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寡人要狠狠处理你。”晏子的态度极好,立刻表示改正,他说:“请允许我改弦更张,换一个办法治理东阿。如果三年治理不好,我情愿以死谢罪。”齐景公同意了。 

  第二年,在晏子上来汇报税收工作的时候,齐景公迎上前去,祝贺道:“好极了你治理东阿很有成绩嘛” 

  晏子回答说:“从前我治理东阿,后门全部关死,贿赂根本就没有。池塘里的鱼都造福穷人了。那时候老百姓没有挨饿的,而您反而要治我的罪。后来我治理东阿,大走后门,大行贿赂,加重老百姓的税赋,搜刮来的财富不入国库,都孝敬您左右的人了。池塘里的鱼,也都入于权贵之家。现在东阿的老百姓有一半在挨饿,您反而迎上来祝贺我,我这人傻,治理不了东阿。请您准许我退休,给贤能的人让位。”说着连连磕头,请求退职还乡,齐景公听了,从座位上走上来道歉说:“请你一定勉力治理东阿。东阿是你的东阿,我不再干涉了。” 

  分析这个故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个要点。第一,晏子初期实行了一套政策,那是公认的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不媚上不欺下;第二,晏子后期实行了另外一套政策,特征就是欺下媚上;第三,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被迫向潜规则转变。这三个要点构成了一个堪称经典的制度变迁模型。读读中国历史,这类制度变迁总是在人们的眼前晃来晃去,为了识别方便,我们干脆给它起个名字,叫作晏氏转型。 

  在晏氏转型的前型中,老百姓也要纳税,但是还不致于被剥夺到挨饿的程度。在晏氏转型的后型中,老百姓的赋税大大加重了,一半的人在挨饿,继续下去,恐怕纳税人口将锐减。 

  在《晏子春秋》这本书里,晏子治东阿的故事先后讲述了两遍,上面引用的那个版本是在“外篇”里讲的,还有一个版本是在“内篇”里讲的。在内篇的版本里,晏子刮穷了百姓,喂足了权贵之后,齐景公将晏子召回嘉奖,同时还让晏子介绍一下经验——你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的。于是晏子向齐景公分析了前后两种政策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听听这位贤人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仁政堕落为苛政的压力来源,领会晏氏转型的动力机制。 

  晏子对齐景公说:过去我治理东阿,堵住小路,关紧后门,邪民很不高兴;我奖励勤俭孝悌的人,惩罚小偷坏人,懒民很不高兴;我断案不偏袒豪强,豪强很不高兴。您左右的人求我办事,合法我就办,不合法就拒绝,您的左右很不高兴;我侍奉权贵不超过礼的规定,权贵们也不高兴。邪民、懒民、豪强这三邪在外边说我的坏话,您的左右和权贵这二谗在里边进我的谗言,三年内坏话就灌满了您的耳朵。 

  晏子说,后来我小心地改变了政策,不堵小路,不关后门,邪民很高兴;不奖励勤俭孝悌的人,不惩罚小偷坏人,懒民很高兴;断案时讨好豪强,豪强们很高兴;您的左右求我办事,我一概答应,您的左右很高兴;侍奉权贵超出了礼的规定,权贵们很高兴。于是三邪在外边说我的好话,二谗在里边也说我的好话,三年内好话就灌满了您的耳朵。其实,我过去招致指责的行为才是应该奖赏的,我现在招致奖赏的行为正是应该惩罚的。所以,您的奖赏我不敢接受。 

  晏子把讨厌正式规则和喜欢潜规则的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民间的“三邪”,另一类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二谗”。这两类人的利益所在决定了他们的好恶,而他们的好恶关系非常重大。 

  晏子得罪了这个集团,自然要成为他们游说攻击的目标。 

  二千多年之后回头再看,我们就必须补充上这一点:包括晏子本人在内的官僚集团也是可以从晏氏转型中获益的。他们可以参与分肥,可以多吃几口虾米。在三邪二谗之上再加上这块砝码,理想秩序向潜规则坠落的速度将愈发势不可挡。 

  让我们在想象中变成这块砝码,设身处地验证一下这个说法。 

  最开始,我们遵守仁义道德,不欺下不媚上。这是理想中的为官之道,在历朝历代的官场上确实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清官。可是我们在抵抗堕落的诱惑,努力当一个忠君爱民的好官的时候,竟然受到了来自上边和下边的强大压力。我们发现,原来上边是很想让我们媚的,不媚就有祸。而媚上就要上贡,就要贡鱼贡虾,这就难免欺负下边,让鱼虾们倒点霉。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原来老百姓并不难欺负,欺负了他们几次,他们也没什么办法。那么我们如何是好是放弃仁义道德,转而采取欺下媚上的官场生存策略呢,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从利害关系的角度看,对抗当然是要倒霉的,听话才有出路,自己也可以跟着沾点光。但是从道德是非的角度看,欺下媚上毕竟有点不对劲,怎么办这是每个官员都躲不开的实际问题,也是一个可以逼迫大多数人显现原形的问题。如果碰上思想不那么纯洁,立场不那么坚定的人,恐怕就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我对抗领导,然后丢掉饭碗,真能起到什么好作用么白白牺牲了自己,换上来一个新的,说不定一点良心也没有,欺压老百姓更加残酷,还不如我的温和欺压呢。为了减轻“东阿人民”的损失,我要坚守岗位,多跟领导合作,少搞对抗。——如此一想,良心竟然被我们糊弄平整了,我们也就可以坦然地媚上欺下了。 

  晏子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聪明过人,路子也过人。晏子拒绝正面回答问题,避开了选择的政治风险和良心负担。他利用最高领导亲自听取汇报的机会,把不同的选择方案及其后果摆到了领导本人面前,请领导替他做主。最高领导倾听之后,亲笔批示:特准晏子在官场上遵守仁义道德,不媚上不欺下。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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