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氏文化古迹】评章太炎的晏子儒家说

    中华晏氏网 2014年6月2日 肖美丰


    来源: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10期   作者:肖美丰

 

    国学大师章太炎一生有多次诸子学讲演,其中以晚年在苏州国学研究会的讲演最全面和精详。该讲演有一显著特点,即提出晏子是儒家并进而提出周公是儒家之首的设论,这给争讼不休的晏子学派归属讨论增加了新内容;更因为它充满古文经学色彩,始由子学终及经学,反映出其诸子思想前后的变化,值得研究。

  一

  章太炎早年研究过晏子其人其书,他膺服刘向、班固对诸子书真伪的辨别,也认为《晏子春秋》非伪,是后人纪录晏子言行之书。但此时其研究属于训诂考证性质,不涉及晏子学派归属问题。变化发生在《诸子略说》(以下简称《略说》,见章太炎),其晏子研究的力度明显加大,并明确主张晏子是儒家,因而进入争讼行列。

  说晏子是儒家必须回应柳宗元,因为以晏子尚俭而归于墨家是柳氏重要观点。章太炎承认晏子尚俭是史实,但认为“春秋之末,尚俭之心,人人共有”,其时“凡文缛礼,流于奢华,故老、墨、儒三家,皆以俭为美,不得谓尚俭即为墨家也”(《略说》)。柳氏还认为,晏子“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辨晏子春秋》,见《柳宗元集》),故晏子思想诸多方面同与墨子。章氏则认为除尚俭外,晏子“皆不同墨学”:“墨家明鬼”,晏子轻蔑鬼神,“轻视祭祀”;墨子节葬,“改三年服为三月服”,晏子则“丧亲尽礼”,等等,都与“墨子相反”,可见“晏子非墨家也”(《略说》)。《略说》还从晏子对儒家的影响论证其为儒,如“儒家慎独之言,晏子先发之,所谓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是也”,儒家慎独说实源于晏子。

  但是,晏子是怎样类型和性质的儒:是学派类型和性质的儒,还是非学派类型和性质的儒?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关系到对晏子思想意旨和传承渊源的定位评价,也关系到晏子与其他儒者的关系。《略说》在论述晏子时说:“今所论者,出于司徒之儒家,非广义之术士”,明言这里所论的儒不是《说文》所言“儒,柔也,术士之名”,也非《宏明集》所说“九流皆儒之说”,而是出于司徒的儒家。何谓“术士之儒”?何谓“出于司徒之儒家”?这需要回溯其《原儒》著名的儒分三科说:一是达名儒,“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涵盖面最广,儒即术士;二是类名儒,“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涵盖面次之,儒即掌握和传授六艺者;三是私名儒,此即《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谓九流之一儒家之儒,涵盖面专且狭。章太炎信奉《汉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全段引述作私名儒的内涵界定;紧接着说“周之衰,保氏失其守”,书算射御 “皆不自儒者传”;又引孔子言“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指明私名儒产生在学官失守后,由孔子首创,但不通六艺,是学派类型和性质的儒家。达名儒和类名儒产生于学官在守,在孔子之前,都不具有学派类型和性质。所谓“出于司徒之儒家”即是私名儒。章氏对三科儒的称谓是考究的:《原儒》凡达名儒和类名儒都只称“儒者”而不称“儒家”,唯私名儒称为“儒家”,这有重要区别。由《略说》可以看到,章氏认为晏子已经是与孔子属同一类型和性质的儒了。

  诸多层面的研究使章太炎完成了关于晏子是儒家的论述,晏子归儒归墨的问题大体解决。一般说来,在晏子学派归属框架内的争辨可以结束了。但在章氏那里,更重要的问题还在后面,这就是晏子与周公和孔子的关系。所谓“晏子是儒家”不过是解决其学术身份,晏子因此获得能够与周、孔关联的身份条件;但这只是一个引子,周晏孔关系才是晏子儒家说的旨趣所在。其实,章氏不是就晏子而论晏子,而是在周公和孔子的儒家关系中去论晏子,晏子乃是周公和孔子关系的中间环节。《略说》研究晏子的布局安排是在周孔关系中设置的:它首先以“周公、孔子之间,有儒家乎?曰:有,晏子是也”的问答为开端,又以“故孔子之前,周公之后,唯晏子为儒家”为结论,申言应该在周孔之间去研究晏子。正是在此布局安排中,章氏系统阐述了晏子归儒说,其整个论述都出现在和限定于周孔关系结构内。所以,周孔关系结构是章氏认知判断晏子的前定视域,晏子学派归属实早已厘定;在这里,周孔关系的结构意义是大于晏子本人的学派归属意义的。

  周孔关系结构也就是周晏孔关系结构。周公是三者关系之首, “周公之后”,“周公、孔子之间”作为该关系结构首尾最重要的限定语,指明应该在周公之后去研究晏子和孔子;而周晏孔是同一类型和性质之儒是该关系结构的基本特征。孔子是私名儒,晏子也被论证为私名儒,在此关系结构中,周公自然也属学派类型和性质的儒家。在这里,周晏孔一脉相承,前后衔接,统而贯之,没有儒之为儒的类型和性质变迁,只有产生时间的次序先后。只论其同,不论其异,是该关系结构的重要特征,也是其成立合理性的基本条件。

  周晏孔关系结构也是周晏孔的儒家产生次序安排:周公为始,晏子为次,孔子为末,具有原始儒家传承谱系意蕴。此乃章太炎着力设计的倾心之作,也是他试图重新厘定诸子产生次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略说》认为,“诸子之起,孰先孰后,史公、刘、班都未论及,《淮南》所叙,先后倒置,亦不足以考时代”,故诸子产生先后次序现须重新厘定。儒家层面孔子以降儒家产生的次序是明确的,问题是孔子之前,于是就有了周晏孔次序说面世。按照这个次序安排,章氏展现了三者关系之三要点:一是“然更上征之春秋之世,则儒家有晏子”:晏子是周孔之间的大儒家;二是“《荀子·儒效》称周公为大儒,然则儒以周公为首”:周公是儒家之首,即儒家开创者;三是“若以战国诸家为次,则儒家宗师仲尼”:孔子作为儒家宗师是在战国,其前不在此类。三要点一而贯之,互为一体,其目标指向和意蕴所在,是为了揭示周公是儒家之首,是儒家开创者。晏子是周孔关系的一个环节,在该传承谱系中有特殊的重要作用。晏子生卒年代在孔子前,故如果他是学派类型和性质的儒家,便说明儒家在孔子前就产生了。此说一出,孔子儒家宗师的地位被拦腰切断,儒家学派的形成也相应推到孔子以前,这就必然产生儒家开创者是周公还是孔子的疑问。故晏子儒家说可以理解为周公是儒家开创者说的一种间接形式:无论从哪方面看,晏子都不具有儒家开创者的角色承担条件,况且其前已有儒家,此必有他属,这就内在地导出周公是儒家开创者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的论述借助和启用了《淮南子·要略》。《略说》说《要略》论“晏子之谏为儒家”,指出《要略》已明言晏子是儒家,这当然是章氏自己的解读。其实《要略》并无此明论,但把“晏子之谏”看成是与儒家分歭并列的独立学派的意向倒是明确的。《略说》还说《要略》“论周孔之训为儒家”,点示了《要略》论儒家产生的周先孔后、周孔一体次序安排。《要略》论儒家产生问题着笔最多、篇幅最长,且以西周武王继文王为初始,其后是周公辅佐成王,最后才是孔子。“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修”和“述”是指出孔子对成康和周公的继承性和次序性,章氏此解读符合《要略》本意,这也是《略说》为什么青睐和借用《要略》的原因。

  二

  章太炎对诸子起源和产生的每一具体论述,几乎都申言是在《汉志》的理路指导下运作的。章氏是其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忠实承接者似无疑问,几为历来学界所共认。章太炎多次阐述儒家出于司徒,《略说》说《汉志》“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大旨是也”。晏子归儒说也有取于《汉志》,因《汉志》明确列《晏子》为儒家,而且儒家既出于司徒,则孔子自然不为儒家起源者,这至少为孔子前有儒家说留下了可解读的空间。

  评价《汉志》的诸子出于王官说不是本文研究范围,但应该指出,“出于”即源头滥觞之意。实际上《汉志》是说儒家出于司徒,并不是说司徒就是儒家的形成者;起源的源头与学派的形成是有区别的。“诸子出于王官”是指涉和解决诸子起源源头问题,而不是指涉和解决诸子学派形成问题。后者另有安排,这就是诸子形成于“诸侯力政”时,它与“诸子出于王官”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某“家者流盖出于”某官是指诸子起源源头,而诸子“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是指诸子学派形成,两者意蕴各有所指,并不混同为一。故有“出于”和“起于”遣词用字的区别,“起于”的主体运作意义更明显。《汉志》是主张诸子出于学官在守而起于学官失守,凸显“诸子形成是学官失守时代的产物”是《汉志》最重要特征。学官失守时代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汉志》还明确转述“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以指明学官失守的时代特征;“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诸子就是官学流入民间的产物。因此,“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是说儒家的源头滥殇是司徒,“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是说儒家学派形成于孔子。孔子追随和效法尧舜文武,不是说儒家学派即形成于斯。所以,说到孔子方用“宗师”,多以“业”相许,孔子以传授为职业,师徒传授教学才产生儒家,“宗师”乃学派形成的显现标志。《汉志》认同孔子是儒家学派开创者是很明确的。“儒家出于司徒”和“儒家宗师为孔子”在《汉志》中并列不悖且不互代:孔子开创学派但并非是起源源头,司徒是起源源头而不开创学派,故《汉志》认为孔子前无学派类型和性质的儒家是很明显的。所以,《略说》只是对《汉志》的一种解读,并不符合《汉志》全部的真实意义。两者的区别不在主张孔子前有无儒,而在主张有无学派类型和性质的儒家。

  按照“孔子是儒家开创者”说,其前没有儒家而只有儒者或儒的路向,刘向《七略》和《汉志》归《晏子》为儒,是就晏子思想言行立论,并非说晏子本人就是学派类型和性质的儒家。所谓“晏子为儒家”应做此解读。刘向《晏子叙录》说:“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把“颇不合经术”的辩士伪作“复以为一篇”,明确指出晏子思想言行合乎儒家义理,其评价晏子和厘定晏书是以合不合六经为依据,而不是说晏子本人就是儒家。《汉志》列“晏子八篇”为儒家类,也指明归晏书为儒家,不指涉晏子本人的学派,所以紧接晏子之后的是子思、曾子等,而非是孔子;孔子不在晏子后和子思、曾子前,即不在此序列,在这里晏子没有儒家系统的传承位置。此序列实是按照孔子开创儒家学派的模式框架,去评判分类孔子前后之儒及其书。此类情况在《汉志》中多次出现,如《儒家类》有“魏文侯六篇”、“平原君七篇”,这当然是指其书属儒家类,并不是说魏文侯和平原君本人就是儒家。《汉志》中“晏子为儒”与“孔子是宗师”并行不悖,即使“晏子为儒”也不危及和取代孔子的儒家开创者地位。刘向和班固的厘定路向大抵为后代儒家继承,无论是晏子归儒还是归墨都如此。柳宗元说:“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祥也”,“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认为《七略》和《汉志》列晏子书为儒家错了,应列入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把晏子其人与其书明确区分开来,强调他是以其书判断定位晏子为墨家的。其后,赞同柳说者也多从晏子其书立论,薛季宣、项安世、王应麟、宋濂、焦竑、胡应麟、洪亮吉、尹桐阳、章学诚和章士钊等皆然。

  由此看来,晏子学派归属的判断定位有两种指涉意义,一是指晏子学术思想和言论行为符合儒家或墨家,以其书而非其人立论者属此;二是不但指晏子学术思想和言论行为归儒或归墨,而且指晏子本人就是儒家或墨家,以其人而非其书立论者属此。两者有联系更有重要区别:前者是用晏子以后孔子或墨子形成的儒家或墨家学派模式和思想框架去厘定和评价晏子及其书,因此,晏孔或晏墨关联不是学派类型和性质的关联。后者不同,指涉的是学派类型和性质的关联;更由于晏子生卒在孔子和墨子前,孔子是儒家开创者的地位或墨子是墨家开创者的地位必然因此受到危及甚至取代,这就使后者指涉意义处于矛盾境地:或“儒家开创者”和“墨家开创者”须重新厘定,另有所属;或“晏子是学派类型和性质者”需要推敲,难以成立。此矛盾不但是逻辑语义上的,更是实际争讼中出现的。虽然《汉志》和柳宗元都不同程度申言是就晏子其书而非其人立论,不是就学派类型和性质去厘定晏子归属,但实际争讼仍然发生。随着争讼深入,对以晏子其书立论和其人立论两种厘定路向的区别及重要性日益为参讼者认识领悟。如洪亮吉说柳说有“微误”:墨子和墨家在晏子之后,故“晏子不可云墨家,盖晏子在墨子之先也”,“当云其学近墨氏,或云开墨氏之先”(《卷施阁文甲集》卷十);吴则虞说:“儒家学说的建立,一般断自孔子,晏婴年辈在孔子之前,那时并无所谓儒者之业,可见列入儒家学派不一定恰当”(《晏子集释·序言》)。章太炎采用的是以其人而非其书的解读模式,判断定位晏子是学派类型和性质的儒家是其晏子归儒说的立论基点。正是这种立论基点,使《略说》对《汉志》和柳宗元及清儒诸家以晏子其书而不以其人为立论基点的申言全不提及,似乎争讼中完全没有出现过。以章氏之学识渊博、目光犀利,是不会不知晓这点的。这从一个侧面映证出,《略说》不是继承《汉志》的,而是另有所承,这就是《淮南子·要略》。

  章太炎“晏子归儒”说是对《要略》和《汉志》的折衷取舍,即汲取了《要略》的“晏子为学派类型”说而舍弃了晏子非儒家性质的说法,同时也汲取了《汉志》的“《晏子》是儒家”说而舍弃了晏子不是学派类型的儒家的观点。两者折衷结合,因而认为晏子是学派类型和性质的儒家。此结果既以《要略》和《汉志》为思想资源,又与之有重要区别,但这两层面有轻重主次之分。在晏子学派归属争讼中,章氏与众不同的重要特征不在主张晏子是儒而在主张晏子是学派类型和性质的儒家;而这一点正是汲取《要略》而非《汉志》的。

  三

  比较先秦两汉诸家的诸子起源说,《要略》有一重要特点,即把诸子产生上溯得很远,不是从周末开始,而是以西周为开端。《要略》论述了文王之际的“太公之谋”、武王之际的“周公之训”,与此对应,诸子对象范围也广泛,姜尚、周公都是诸子,都具独立学派的类型和性质,此实为《要略》所独而诸家皆无。诸家论诸子产生大抵从春秋开始,诸子也不涉及姜、周等。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要略》没有以学官失守为历史背景去研究诸子产生的思路理念。在它那里,西周和春秋看不出是有重大变化的历史时代,诸子起源源头与产生形成也无区别,这更与诸家不同。

  《略说》汲取和依据《要略》是多层面的,这既表现在以“晏子之谏”为独立学派类型,以“儒学生焉”定周晏孔产生次序等具体论断上,更表现在思路理念的宏观导向上。《略说》已经显现出淡漠和回避以学官失守去厘定诸子产生的思路倾向,它两次论述儒家起源都只提“出于司徒”而不提“学官失守”。一次是就诸子起源论儒家:“今更就《艺文志》所言九流所从出而推论之”,儒家出于司徒,周官司徒掌邦教,故儒家明教化,“故知其源流如此”。一次是就儒家起源论儒家:“今复分别论之,先论儒家”,先引《汉志》再详述《周官》大司徒乡三物而教万民六德六行六艺,师氏以三德教国子,再说“大司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大宗伯亦称中礼和乐”,孔子和子思屡言中庸实出于此,故应作“儒家也出于大司乐”的补充。章氏解说详矣,补充尽矣,但都只提学官在守,不涉学官失守。总之,《略说》中几不见对学官失守的阐述。

  为佐论孔子前有儒家周公、晏子,章太炎详细检索道:“然更上征之春秋之世,则儒家有晏子、道家有管子、墨家则鲁之臧氏近之”。此外名家有师服,法家有子产,纵横家有烛之武,阴阳家有梓慎和裨灶,小说家有蔡墨。“唯农家、杂家不见于春秋”。值得注意的是,此段检索的限定语“上征春秋之世”,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孔老墨也是春秋之世人物,和晏管臧等同一时代,此无区别。其真实意蕴不是指战国之前的春秋之世,而是指在孔老墨等学派开创者之前。章氏认为,在他们前仍各有学派人物是普遍现象。此说无疑是对《汉志》一种有意义的解读,检索也是有价值的。但由于受《要略》影响,有淡漠和回避学官失守的思路取向,所检索人物与诸子学派开创者只见思想意趣的一致,而不见有学派类型和性质的差别。这与周晏孔关系中周晏和孔子关系一样,也是只论其同,不言其异。

  章太炎淡漠和回避学官失守的思路倾向,是适应认定周公是儒家之首的目标取向的需要,此说必然导致与《汉志》的矛盾冲突。诸子是学官失守流入民间的时代产物,离开此时代背景无法研究诸子产生,这是事关轴心时代的大问题。周公属学官在守时代,孔子则属学官失守时代,是两个时代人,故如果周公是儒家之首,这就是说儒家形成产生于学官在守时代,与学官失守不相关,西周及其上的儒或儒者都可称为儒家;这个结论不是《汉志》的框架语境所能形成的。本来,《汉志》论述儒家起源的源头没有明言指涉周公,儒家之形成产生也无周公位置。对此章氏是明白的:其论证周公是儒家之首不能依据《汉志》;即使用也只能分解用之,还需另觅思想资源。

  章太炎青睐和选择《要略》不是信手拈来的随意之举,而是凸显周公为儒家开创者和还原孔子述而不作继承者的目标取向而做的取舍,有强烈的意向偏好和特殊的兴趣要求。另方面,《要略》漠视和舍弃学官在守失守区别特有的研究路径,也有力地吸引和诱导着章氏,它有利于章氏目标取向的形成和论证。而一旦进入《要略》的框架语境,又必然受其影响,浸润于其中而难以超出。但毕竟《要略》和《汉志》是两种不同的解读诸子起源和产生的模式,故当章氏启用和依据《要略》时,在没有与《汉志》做必要整合的情况下,是容易产生其晚年诸子思想与此前的明显矛盾的。

  首先是与《原儒》肯定孔子是儒家学派开创者的思想相矛盾。

  《原儒》三科儒之分已经明确把私名儒开创者归于孔子。章太炎还说:“九流成立的时候,总在周”,周是周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春秋前诸子没有兴起,其时学在王官,民间无学,直到学官失守,私人授学,才有九流百家产生。流和家是表述私人著作、讲学传授的重要概念,意蕴都是官学流入民间而成私学。周衰后,“在官的学问,渐渐散入民间,或者把学问传子孙,或者聚徒讲授,所以叫做家”(《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187页),“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唯有老子、孔子才能称为家(参见同上,第30页)。章氏特别强调孔子整理六籍对学术下移的历史作用:“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儒家形成端倪于孔子的问礼和删籍。其时诸贤对六籍并不重视,“不降志于删定六艺”,唯孔子倾心于斯。“继志述事,缵老之绩,而布籍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废兴,中夏所以创业垂统者,孔氏也”:华夏文化传存下来了,孔子是“竹帛下庶人”的枢纽性人物。官学流入民间最重要的社会化结果是九流百家的产生,孔子贡献大矣。章氏还设计出诸子学派开创者的条件,按照此条件周公不属其类,唯有老子和孔子合之。

  其条件最重要是必须置身于和践履于官学流于民间的历史大势。他对列伊尹为道家之首、尹佚为墨家之首的提法表示异意:“倒不能不使人起疑问”,他们都无自著书或整理书,“原来伊尹、尹佚的书,并非他自己做成,只是后来人记录一点儿”。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不属于学官失守时代,“伊尹在商朝初年”,“尹佚在周朝初年,并不是周末的人”(《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188页),都不在周末。这些论述明显与晚年《略说》的“晏子是儒家”说和“周公是儒家之首”说相矛盾;它始终贯穿一个导向,即紧扣学官失守、流入民间的历史变化,明确表达出一个结论,即孔子是儒家学派开创者。

  其次,也与《略说》的周公归属定位相矛盾。

  《略说》以《周官》师儒之教定位周公,在“儒以周公为首”后面紧接说:“《周礼》云:‘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氏’,师之与儒殆如后世所称经师、人师”,又引郑玄注师是“以道行教民”,儒是“以六艺教民”,师儒是“互言之也”。在《原儒》中师儒属类名儒,也是以《周官》儒师说论之和《说文》为佐证,所谓“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是也。《略说》对周公定位与此相同,周公即类名儒。《略说》和《原儒》都是按照《周礼·周官》而非《礼记·王制》去解释类名儒的,这是古文经学而非今文经学的解释路径。但周公若属类名儒,则与“周公是儒家之首”、与周晏孔产生次序安排相矛盾。所谓儒家之首即是私名儒之首,所谓三者发生次序安排也即是私名儒产生次序安排,都必须也只能以周公是私名儒为立论基础。应该看到,《略说》中“周公是儒家之首”的目标取向已使章太炎进退维谷:一方面,他必须给周公作儒之为儒的定位判断,然而除师氏保氏之儒外,难以给出其他,这是周公所处时代决定的,其时之儒只能是类名儒。类名儒和私名儒区分之关键是学官在守和失守,“师氏以教国子,而齐民不与焉”,“是故编户小氓,欲观旧事,则固守而无所从受”(同上,第203页),师氏保氏之儒是与学术下移无涉的。另一方面,类名儒的定位又必然使周公为儒家之首,周晏孔三者产生次序安排无法成立,这是一种两难境地。章氏对此似乎也有窥识。摆脱途经何在?《略说》称“今所论者,出于司徒之儒家,非广义之术士也”,这一范围界定值得玩味。这指明所论范围是出于司徒之儒家即私名儒,而不论术士儒即达名儒。在这里,他有意识地回避了类名儒与私名儒的对应区别,似乎与私名儒相对应区别者只有达名儒。而实际上,类名儒和私名儒的独立分类,具有凸显学官失守和“宗师仲尼”的初衷意蕴和实际效应,类名儒提出并非蛇足之举,它强调的是学官在守和失守时代的对应区分,而一旦要淡漠和舍弃这种时代区分,则他们的独立分类也基本不需要了。《略说》“周公是儒家之首”的提出和周晏孔发生次序的安排设计,正是以淡漠和回避学官在守和失守的时代区分为预设前提的。所以,回避类名儒和私名儒的区别,对论证周公是儒家之首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一位古文经学家,推崇周公是章太炎一生持有的目标取向,但前后有重要区别。章氏曾在六经“皆周公旧制”基础上高度评价周公,而认为孔子的历史位置不是经藉制作。正唯周公拥有六经制作这一重要资本,章氏赞同周圣孔师,周公享有“著之版法”,孔子功在学术下移,周孔历史作用各有不同的观点。章氏虽然高度推崇周公,但其早年始终没有说周公是儒家之首、是儒家学派创始人,而仍然承认孔子是儒家宗师,是私名儒的创始人。明确提出周公是儒家之首、设计周晏孔产生次序安排的是《略说》。应该看到,关于周公的历史地位和周孔关系,章氏是完全可以在古文经学语境视角和框架内论述的,见仁见智皆可,而一旦指涉到儒家学派产生的学官失守时代,则已经超出古文经学的语境和框架,是难以强而为之、削足适履的。

  【参考文献】

  古籍:《周礼》,《荀子》,《淮南子》,《汉书》等。《卷施阁文甲集》,清嘉庆刻本。

  《柳宗元集》,1997年,中华书局。

  《晏子集释》,1982年,中华书局。

  章太炎,1995年:《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章太炎全集》,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章太炎学术史论集》,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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